作为中国公募基金“老十家”之一，富国基金曾以“十六字投资理念”和“医药赛道之王”的光环占据行业高地。然而，2022年至2025年，这家万亿管理规模的巨头却陷入“业绩崩盘+管理失控+薪酬逆天”的三重危机。
数据显示，其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三年累计亏损超800亿元，明星基金经理集体哑火，内控漏洞频现，而董事长裴长江却在股东亏损中稳坐“百万年薪宝座”。这场“基民亏钱、高管高薪”的荒诞剧，不仅撕开了公募基金行业的遮羞布，更暴露出资本市场治理的深层病灶。
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富国基金总管理规模达1.09万亿元，但权益类基金规模已从2021年的3190.97亿元（股票+混合型）锐减至1764.91亿元，缩水幅度高达44.7%。具体来看，股票型基金规模从2020年末的301.76亿元连续两年缩水至2022年末的156.64亿元，尽管2025年一季度回升至215.18亿元，但仍较峰值缩水28.69%；混合型基金规模从2021年末的2889.21亿元降至2025年一季度的1549.73亿元，三年缩水46.4%。
2022至2024年，股票型基金已实现收益连续三年告负，分别为-77.6亿元、-53.55亿元、-10.05亿元；混合型基金累计亏损超600亿元，尽管2024年利润转正至22.7亿元，但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仅61.53亿元，较2021年的754.72亿元大幅缩水。两类产品近三年累计亏损或超800亿元。
富国基金昔日的“药王”于洋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他曾在2018年超级大熊市中凭借正收益一战成名，但回归富国后却遭遇滑铁卢。其管理的富国新动力2022-2024年年化收益率分别为-18.7%、-12.3%、-8.9%，三年累计亏损超60%。尽管尝试转型均衡策略，但错失2023年924反弹行情与2024年医药反弹，被市场戏称“转型不如躺平”。富国阿尔法两年持有基金近期增聘基金经理张弘，市场猜测于洋或将卸任相关基金管理工作。
而朱少醒作为从业20年的“成长股专家”，其富国天惠成长混合（LOF）规模从2021年的408.52亿元缩水至2025年一季度的236.36亿元，缩水42%，2022-2024年年化收益分别为-23.9%、-9.83%、1.23%，多次跑输沪深300指数。
王园园管理的富国消费主题混合A规模从2022年的62.34亿元暴跌至2024年的32.85亿元，亏损近50%，任职回报连续三年为负。投研团队稳定性堪忧，2024年以来，张慕禹、王园园、吕春杰等10位基金经理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安排”离任，部分产品任职期内收益为负。
2025年上半年，谢家乐、陈倩等经理亦闪电离任，尽管任职回报为正，但频繁的人事变动暴露了富国基金“人才留不住、策略不连贯”的致命缺陷。
2022-2024年，富国基金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5.2%，跑输同期全市场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10.5%的行业均值。对比同期头部基金公司，易方达主动权益基金三年年化收益率-8.7%，管理规模从1.3万亿增至1.5万亿；华夏基金权益规模稳定在1.2万亿，三年年化收益率-9.1%；而富国基金管理规模缩水46%，三年年化收益率-15.2%。数据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富国基金已从“权益先锋”沦为“行业弃儿”。
在业绩溃败的背景下，富国基金高管的高额薪酬显得尤为刺眼。2022-2023年，董事长裴长江从股东海通证券领取税前报酬合计251.33万元（2022年86.41万，2023年164.92万）。同期，富国基金旗下基金累计亏损超千亿元，但管理人报酬合计超110亿元。尽管2024年旗下基金实现扭亏为盈，管理人报酬依旧高达48.5亿元，这一数据引发市场对基金公司收益分配的广泛讨论。
按此计算，2022-2024年，每亏损1元，股东海通证券仍可收取0.16元管理费，而基金经理与高管则享受“旱涝保收”的薪酬模式。这种“亏损归基金，利润归股东”的分配机制，本质上是基金持有人的“肉喂了股东，血流给了高管”。
富国基金并非个例。2023年公募基金行业人均薪酬高达55万元，远超银行业（35万）和保险业（28万）。但数据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近五年跑赢沪深300的占比不足30%，而基金经理人均薪酬却高达80万元。这种“高薪低效”的矛盾在富国基金身上尤为突出：于洋三年亏损60%却未被问责，朱少醒规模缩水42%却仍稳坐“成长股专家”，王园园任职回报连续三年为负却未被清退。
2024年，富国基金被上海证监局责令整改，督察长赵瑛被出具警示函，5只基金因“数据提取口径错误”更正年报，引发市场对其信息披露规范性的质疑。某持有富国新动力的投资者在社交媒体怒斥：“我们亏的是血汗钱，他们拿的是旱涝保收的工资！”
2025年3月，海通证券因吸收合并退市，富国基金的治理结构陷入混乱。作为海通证券控股的子公司，富国基金长期依赖母公司的资源支持，但合并后却面临“股东缺位、战略迷茫”的困境。业内人士指出，富国基金的“十六字投资理念”已成空壳，缺乏对新兴赛道（如AI、新能源）的前瞻性布局。
2024年，富国基金主动权益类产品中，医药、消费、医疗占比仍超60%，而新能源、科技类基金规模不足10%。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其在2023年924反弹和2024年AI行情中彻底失声。2024年4月，富国价值驱动混合等5只基金因“数据提取口径错误”更正年报，暴露了内控体系的脆弱性，投资者信心持续流失。
公募基金行业的“幸存者偏差”现象在富国基金身上尤为明显。2022-2024年，全市场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年化收益率-10.5%，但头部基金公司却通过“规模扩张+管理费收割”维持高利润。这种“赚钱靠规模，亏钱靠持有人”的模式，本质上是行业的系统性泡沫。未来改革方向应借鉴私募基金的“2+20”模式（2%管理费+20%绩效分成），将基金经理利益与持有人绑定。富国基金若不改革薪酬机制，终将被市场淘汰。
2024年，个人投资者持有公募基金比例降至45%（2020年为58%），机构投资者加速撤离。未来，“选对基金经理、分散持仓、定期调仓”将成为理性投资的关键词。富国基金的溃败既是“老十家”路径依赖的缩影，也是公募基金行业“高薪低效”的缩影。
当基民亏损800亿时，高管却稳坐高薪宝座，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割裂”终将引发监管与市场的双重清算。唯有打破“管理费依赖症”、重构薪酬机制、重塑投研能力，公募基金才能真正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初心。否则，富国基金的今天，或许就是整个行业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