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事是造福的" 记者暗访试管婴儿咨询机构发现更多秘密

在昨天的报道中，为了达成求子的夙愿。来自不同地方的三对夫妻，选择通过咨询公司做“试管婴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被弄得遍体鳞伤。
那么，在这些沉重的案例背后，究竟是谁在推波助澜？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相关案例曝光

贵阳“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公司集体隐身

实际上，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百姓关注》先后对曾师傅夫妻和张先生夫妻的遭遇进行报道之后，贵阳的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公司似乎形成默契一般，突然集体隐身了。2月22日，当记者再次来到观山湖区金融城时，曾经给张先生夫妻提供服务的“金宝莱”公司大门紧闭，连招牌都拆了。

隔壁公司员工：他们这里早就关门了，年前一月份的时候关门的。

而记者在对三个求助家庭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时发现，为曾师傅夫妻提供试管婴儿咨询服务的贵州思蒂莱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龙伟，同时也是袁女士做试管婴儿的收款人。

也就是说，不论是“贵州思蒂莱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还是已经注销的“成都市中美新生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龙伟都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龙伟：我们解决的方案还是坚持按照合同50%作为一个补偿。

律师：要么你就一个人承担，要么你就把后面合作方说出来。第一刑事风险，那么已经构成非法经营罪，你们公司没有资格和我们签那个合同，合同无效，你们收钱就是犯罪了，还有选性别，国家是禁止的；第二个人风险，你们属于卫健委的管理范围，涉及医疗行业都属于他们管，有一些停业整顿和罚款（处罚）；第三就是民事赔偿，现在导致这个姐姐以后不能生育了，严格来说，她属于八级医疗损伤。

通过进一步查询记者发现，前期以“成都市中美新生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身份联系袁女士的人：李如志，同时也是开设在观山湖区财富广场的“生命医疗中心”的负责人。

据了解，“生命医疗中心”的公司名称为贵州辅恩堂医疗服务有限公司，李如志正是法定代表人。

2月22日，记者来到观山湖区富力中心“生命医疗中心”时，之前贴出关门学习字样的公司开门了。

贵阳市观山湖生命医疗中心工作人员：你们有预约吗？

记者：我们是朋友推荐来的，

贵阳市观山湖生命医疗中心工作人员：你们预约了谁？

记者：我们听说你们这里可以做混血儿。

贵阳市观山湖生命医疗中心工作人员：你等等。

提到关于试管婴儿的问题，这名工作人员并没有直接回答。几分钟后，她表示没有做试管婴儿的相关服务。

灰色链条涉及多个省市

记者揭开背后隐秘

记者在网上搜索关于贵阳“试管婴儿”的关键词后，以往弹出的咨询公司的广告都没有了。相反，外省的广告推文却让人应接不暇。并且，有来自广东、云南等地的相关人员，主动联系了记者。

云南某机构：三代选性别这个事，贵州没有哪家医院能做，我们这边就是专门做这种供卵、代孕选性别特殊需求的，我们是在医院合法合规做这个事。

广州某机构1：只要不涉及供卵和代孕，筛选性别是没问题的。

记者：怎么可以？国家是明令禁止的。

广州某机构1：这个事情说白了，你们知道我知道就行，就这么简单，我刚刚给你说的，只要涉及到供卵代孕，就要在外面操作。

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禁止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以及代孕行为。

然而，在这些机构这里不仅不是禁忌话题，似乎还轻车熟路。

记者：在贵州你们有合作的点吗？

广州某机构2：没有直接的点，只有合作的。

记者：你说的合作是什么意思？

广州某机构2：你在贵州促排，在广州取卵，全程我来安排，把身份证电话号，还有定金发给我，我就安排下一步。

记者：给我操作和移植的医生是哪里的？

广州某机构2：医院的，有资质的。

记者：这些资质我们能不能看呢？

广州某机构2：这个怎么能给你看？

云南某机构：你怎么知道我们贵州有地下实验室？我在这个行业很多年了，哪里能做，什么情况，我都很清楚。贵阳都是在地下实验室做，取卵的时候，开辆车来接你，把眼睛蒙上整个过程，你不知道实验室位置在哪里。

广州某机构3：我们是一个老牌私立机构，做了17年了，有自己的门诊医疗团队后期团队。这是一个灰色产业，关于任何生殖需求，我们都可以满足。

显然，在需求和利益的驱使下，“试管婴儿”的灰色产业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而在记者的持续努力下，也成功联系上了之前给曾师傅夫妻提供服务的贵州思蒂莱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思蒂莱法人龙伟：贵阳暂时不能做。

记者：你们不是贵阳可以做吗？

贵阳思蒂莱法人龙伟：我们老板没有提前说，我都给客人说可以做的，我才刚知道不可以做，因为7万5包成那个事情，那个事情一出来，实验室说近期不能承接手术了。

记者：其实是有这个手术的？

贵阳思蒂莱法人龙伟：是的，我们现在主要走泰国路线，国内没办法。你要等一段时间，大概等一两个月吧，云贵川暂时不能做，去广州可以，可以帮你们对接广州。

对方所说的七万五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张先生夫妻在记者和民警的帮助下退回钱款的事情。对方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现在贵阳风声有点紧，暂时不能承接手术。

即便如此，就在记者调查的过程中，一家叫圆梦国际的机构，又主动与袁女士和曾师傅进行了联系。2月26日，记者和袁女士来到了圆梦国际位于观山湖区财富广场22楼的办公地点。

记者：你们怎么查到我们信息的？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大数据很强大的。

进门的时候记者注意到，对方的工作人员正在张贴公司的招牌。

记者：你们公司开了多久了？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我们在贵阳十一个年头了。

记者：我看你们还在贴牌子。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我们昨天才从101大厦搬过来，那边的房租到期了。

记者：你们不是贵州的吗？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我们是湖南的。

刚坐下来，对方就给记者介绍起了公司的业务。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供卵、代孕、选性别本来就是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我们全程是在贵阳操作，或者去长沙。

记者：去长沙干什么？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我们的实验室是在长沙，我们的医生老师是从长沙过来。

记者：贵阳的实验室在哪里？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就在观山湖附近，我们在贵阳做全程不出省。

记者：医生都是有资质的吗？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有。

记者：那我们可不可以看？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不可以。

操作上不了台面，资质有，但是不能看，对方开展的业务是否合法，已经不言自明。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我们能保证植入到你宫腔的是男孩，三代宝宝生下来基本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做了pdg、pds、活检，如果你做了两三次都没成功，没信心了就可以退费，30%到50%。

当记者提出要查看营业执照时，眼前这位工作人员的直言不讳，也暴露了更多不为人知的隐秘。

贵阳圆梦国际工作人员：其实我们这种公司一年半到两年就会注销公司，重新注册一个公司。

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行业，一旦查起来，牵扯的东西很大，签合同，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们秉承的是君子协议，我们永远都是用圆梦宝贝来签合同，这个圆梦宝贝是另外一个行业，一个名称，我们做的这个事是造福的。我们是站在法律边缘做这个事，也顺便赚点钱，帮助别人的同时，赚点钱。

这些机构打着法律擦边球，游走在灰色地带，维权难、监管难、乱象治理该何去何从？

据国家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最新名单显示，截止2024年6月30日，全国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622家，每一个省份都罗列得一清二楚。而给袁女士夫妻、曾师傅夫妻和张先生夫妻做“试管婴儿”的医疗机构，显然上不得台面。

那么，作为中介的咨询服务公司是否该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该如何维权？对于这个行业乱象的治理又该何去何从呢？

维权难、监管难

“试管婴儿”乱象治理何去何从？

从前面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到，当做“试管婴儿”出现问题的时候，由于相关咨询服务公司有意规避，当事人要想维权的确很难。

而无论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卫健部门还是公安部门，在执法上也的确存在一定难度。那么，对于这些公司的所做所为，难道就只能听之任之？
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鹏飞：一般来说，这种公司是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这种协议，第一是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公序良俗，所以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对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基于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如果一方存在过错的话，应当对另一方的损失进行赔偿。

律师认为，尽管“试管婴儿”咨询服务公司没有参与到具体的行医行为。但从所签合同的服务内容来看，都与做“试管婴儿”有关，并且，当事人所打的钱款，也咨询公司在收取。因此，对方要想撇清关系，显然是不成立的。

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鹏飞：对于这些相应的公司和机构，可能还存在行政处罚，因为他们违反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规范，可能涉及到罚款、停止执业或者是没收相应的药品器材。

律师表示，对于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卫健部门有明确的监管职责。地下机构若未取得合法资质，其操作可能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法规。监管部门可以追根溯源，追究这些咨询服务公司和地下机构的责任。而早在此前，外省就有过相关案例。

案例一：

2019年，广州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伪装成“健康管理机构”，为客户提供试管婴儿中介服务，将客户引至未取得资质的私人实验室操作，实验室使用来源不明的胚胎和违规技术。卫健委认定该实验室属于非法行医，联合公安查封场所。中介公司因虚假宣传、非法介绍医疗活动，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涉案医生和中介人员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案例二：

2020年，在湖南长沙，某中介机构以“海外生殖咨询”为名，实际将客户引流至本地无资质机构进行试管婴儿操作，并隐瞒手术风险。卫健委认定涉事机构违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属于非法开展诊疗活动。中介机构因“协助非法行医”被罚款，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鹏飞：因为如果说你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进行宣传，捏造相应的事实去获得财产的话，这种机构是构成诈骗罪的，或者还可能涉及到非法经营罪，如果和这些机构所合作的医生或机构不具备相应的资质，那可能还会涉及到非法行医罪。

实际上，在之前记者采访的几个家庭中，当事人也知道找到这些咨询机构做试管婴儿，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么，为何他们依然还是会选择呢？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亚夫：这里面其实会有我们常见的一种心理机制，通常我们称为认知偏差。别人说我们是多么地高效，多么地科学，我们可以排查几百种以上的畸形，这些消费者更愿意相信和收集对他们最初的期待值相匹配的信息，这个称之为认知偏差。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亚夫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人们出现了思维惯性。很多人为一件事付出了努力，他们就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错误和错误的自己，从而存在认知偏差和思维惯性。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当事人会因此越陷越深。

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鹏飞：如果当事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是明知这种机构是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话，那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比如差旅费、住宿费还有相关辅助检查的损失，法官会认为你作为当事人也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在黄亚夫看来，正是由于违法成本较低，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中介公司和行医机构，乐此不疲地行走在法律边缘。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亚夫：我们从犯罪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也可以称之为不良人员，或者有一些是不法分子，他们踩踏着法律的边缘，在打擦边球，其实他们挣的钱是昧着良心的，那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要面对多大的惩罚，对他们约束力强，排在第一的权重更高的是这件事情被发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因此，对于这样的机构，监管部门应当要主动发现，当接到投诉时，要及时进行整治。

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亚夫：所以我们给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提高它的曝光度，让它暴露在阳光下，有更多地监管。这个问题我必须面对，既然出现了，我们不能彻底解决，但我要改善它，让发现的概率更高，而不是惩罚更重，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所有的社会问题和一些纠纷，慢慢地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和解决。

从其他省市的执法经验来看，要想在监管上取得好的效果，仅靠一家监管部门，是很难打击相关违法行为的。这就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例如公安，卫健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共享信息，各司其职，协同打击。涉及到垮区域的，职能部门可以协调当地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同时，专家表示，要真正遏制地下代孕市场灰色产业链发展，除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外，还有赖于立法工作的加强。

1988年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辅助生殖技术已走过37年，并且如今成为了不孕不育夫妇生育的重要途径。据权威媒体报道，全国已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的比例约15%-18%，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每年开展辅助生殖例数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而随着辅助生殖市场爆发式增长，近年来与“试管婴儿”相关的医疗纠纷案件也在增加。

3月12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就搜索到2894份与“试管婴儿”相关的裁决文书。其中，明确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相关的，有295份。